在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的记者会上，出现了这样一幕。
当现场记者抛出“美国加征关税对增长的影响”这一问题时，诺奖得主之一阿吉翁直接了当地回答：“我不欢迎任何关税政策，任何关税都是增长的绊脚石。”
阿吉翁和特朗普都是地地道道的“富二代”，但两人对经济增长、创新、传承的认知，为啥差距这么大？
诺贝尔经济学奖给了谁？
当地时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理论的阐释。
今年的诺奖奖金分配方式很有意思——总奖金是1100万瑞典克朗，其中一半归莫基尔，另一半由阿吉翁和豪伊特共同获得。
为什么不是均分呢？这可以从三人的理论研究方向中找到答案。
莫基尔严格来说是经济史学家，他用历史的笔触，为经济增长找到了“过去的根源”。
莫基尔跳出单纯的技术描述，从历史纵深里剖析技术进步、知识经济与工业革命的内在勾连。而且他把视角拉得更宽，从知识的分享与积累出发，分析哪些政治环境、制度设计、文化土壤，才能真正为经济增长保驾护航。
他的研究方向，是追问思想与制度如何塑造出“鼓励不断创新”的文化基地。就是“何以会有这种制度环境本身，让知识得以积累、交流与复用”。
而阿吉翁和豪伊特告诉我们“创新如何转化为增长”。
1987年，阿吉翁与霍伊特就把“创造性破坏”的想法放入了内生增长模型。1992年，两人合作发表了一篇里程碑式的论文《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增长的模型》。
这两位经济学家揭示的是：在一个给定的制度环境里，企业如何在竞争与垄断之间进行研发布局。
一方面是宏观文化；一方面是微观激励。
两者拼在一起，才能呈现从工业革命到AI时代的创新全景图，才能见到推动经济增长的真正力量。
这样来看，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奖金如此分配，也是合理的。
阿吉翁的理论源泉
法国经济学家阿吉翁和同胞皮凯蒂被认为是法国经济学界的旗手级人物。皮凯蒂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是全世界畅销书，而阿吉翁这次获奖，也让他声名大噪。
阿吉翁还有一个标签不大为人所知，就是他是地地道道的”富二代“，但没有接班家族事业，而是搞起了学术研究。
阿吉翁在1987年从美国哈佛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如今身兼数职——既是法国巴黎法兰西公学院、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教授，也是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座上宾。
他的母亲加比·阿吉翁是著名女装品牌“Chloé蔻依”的创始人，也是”奢华成衣“这一名词的发明人。时尚界最伟大的名字之一“老佛爷”卡尔·拉格斐曾是加比的下属和伙伴，他经常和加比发生争论，但却配合得异常密切。
加比开创了将女性化审美、精细化剪裁与大批量生产相结合的风格，打破了以往高端品牌垄断时尚设计的局面，让职业女性穿得更加舒服、拥有独特的高级感，而且经济上负担得起。
这就如阿吉翁研究理论中的”协同进化、创造性破坏“。所以，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说，他一直打算用“创造性破坏”的理论框架写一本书，来讲一讲“Chloé”是如何产生的。
阿吉翁旗帜鲜明的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众所周知，特朗普也是”富二代“，他的父亲弗雷德・特朗普是知名的房地产商。
只不过，特朗普是先进入家族企业从商，再从政，而阿吉翁一直在学术界。
两人对于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的理解似乎有着巨大的差异。当然，这与两人所处的位置有关，也或许是阿吉翁的母亲亲身实践的”创造性破坏“影响了他。
当特朗普为没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耿耿于怀，并挑起新一轮贸易战时，诺贝尔经济学奖则授予了阿吉翁，因为他的研究提醒我们：维护创新机制才能避免人类重陷停滞。
技术创新、增长与传承
如果你认为阿吉翁仅是在象牙塔里闷头搞学术研究，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很入世，是欧洲最具影响力的经济政策顾问之一。他曾任法国总统经济顾问团成员，多次参与欧盟创新政策的制定。
值得一提的是，阿吉翁与中国学术界渊源颇深。自上世纪90年代起，他便积极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讨论。他的部分研究成果也被引介入国内学界，并曾荣获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阿吉翁一直认为，好的理论是那种具有微观基础的理论，是那种与经验数据进行“良好对话”的理论，是那种理论模型可以得到公司、工厂和个人行为数据验证的理论。
当阿吉翁被问到”你计划怎么花诺奖的奖金？“他的回答是：我在巴黎有研究实验室，我和很多年轻学者一起工作，我们的科研项目研究增长经济学，我想把钱用在对AI和其他创新对经济的影响上。
在阿吉翁的眼中，AI不只是提升效率的工具，更可能彻底加速“创造性破坏”的进程。他近年来发表了多篇文章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他认为AI的进步会每年给法国经济带来0.8至1个百分点的GDP增长。
在获奖后的访谈中，阿吉翁着重分析了当前影响经济增长的潜在威胁。他特别表示，当前的逆全球化趋势值得警惕。关税壁垒等保护主义措施将成为增长的障碍，因为实现规模经济增长需要广阔的市场空间促进思想交流、技术转移和竞争，开放性本身就是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当我们在探索技术创新时，不仅要思考某项技术、公司或产业，还要解决一些重大问题，如宏观、制度、自由等。阿吉翁认为，繁荣与幸福源于制度、技术以及政策的完美融合。
应该说，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奖项对中国当下极具现实意义，因为它系统回答了垂直创新如何产生、由何驱动、与制度如何互动，以及如何影响收入、金融与贸易等重大议题。
而从家族企业层面来说，技术创新推动增长，增长是有序传承的前提。阿吉翁没有接班家族产业，但他的研究成果与母亲的实践相契合，这也是一种传承。更可贵的是，千千万万的家族企业也能从阿吉翁的理论中汲取营养，怎么做好制度与文化建设，给创新提供肥沃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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