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日，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美国顶尖高校接连遭遇联邦资金冻结，出现流动性危机。众多高校的科研项目、学术发展以及学生培养等方面由于缺乏资金遇阻，捐赠基金能否成为它们的“救命稻草”，引发教育界和社会广泛关注。
藤校深陷流动性危机：哈佛与哥大首当其冲
据央视新闻与美联社消息，2025年4月14日，哈佛大学拒绝接受美国政府对其招生政策、师资结构及管理模式的“整改”要求。次日，美国联邦政府以此为由，宣布冻结哈佛高达 22.6亿美元 的科研经费。15日，特朗普再发出威胁，要取消哈佛大学的免税资格，并要求该校道歉。
根据美国法律，非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享有联邦所得税豁免权，前提是其运营目的限于教育、科研及公益。若政府认定其偏离宗旨，则可依法撤销免税地位。据BBC分析，失去税收豁免可能令哈佛每年损失数千万美元。
所谓的“冻结和整改”的背后是在2024年巴以冲突背景下，美国多地高校去年爆发了一系列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引发了政府对校园反犹情绪的关注。特朗普政府认定，哈佛纵容“反犹主义”活动。
针对特朗普政府的“整改”命令和“断供”威胁，一批哈佛校友先前致函校方管理层，呼吁拒绝接受危及大学自治权的“不合法要求”，号召发起“法律抗争”。也这一政治冲突迅速引发学界震动。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克里斯托弗·艾斯格鲁伯发声力挺哈佛，斯坦福大学高层也表示“全力支持哈佛大学捍卫学术自由”。
与此同时，多所常春藤盟校相继被纳入联邦资金冻结名单，其中包括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布朗大学以及西北大学等知名学府。
根据相关信息，布朗大学预计将面临约 5.1 亿美元联邦拨款的冻结；康奈尔大学与西北大学分别涉及 10 亿美元和 7.9 亿美元的拨款冻结；宾夕法尼亚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处境更为严峻，前者已有 1.75 亿美元拨款被冻结，后者被冻结的拨款金额更是高达 4 亿美元。
作为哈佛大学的难兄难弟，哥伦比亚大学由于该校对2024年校园内亲巴勒斯坦示威活动的处置方式被批“纵容”，特朗普政府今年3月宣布取消对其总额 4亿美元的联邦资助，并要求学校暂停或开除参与示威活动的学生。所不同的是，面对着特朗普政府的胁迫，哈佛硬刚，哥伦比亚大学跪了。
尽管哥伦比亚大学做出妥协，但政府方面回应称“仅是第一步”，资金依旧未恢复发放。哥大正面临舆论两难。一方面，哥伦比亚大学的数十项医学和科学研究陷入了悬而未决的状态；另一方面，外界批评声起，质疑哥大为何不动用其庞大的捐赠基金应急而选择妥协？
捐赠基金可否作为“应急资金”？
面对联邦政府的多重财政打击，哈佛大学已于上周启动向华尔街借款7.5亿美元的计划，用于维持日常运营支出，足见其流动性压力之大。
当前，哈佛、哥伦比亚大学等众多高校正在权衡一项敏感抉择：是否动用捐赠基金，填补联邦拨款带来的缺口？
哈佛大学现有的捐赠基金规模高达 520亿美元，不仅居美国高校首位，规模甚至超过全球120多个国家的GDP总量，富可敌国。哥伦比亚大学目前拥有 148亿美元 的捐赠基金，排名全美第12。然而，这些庞然资产并非“现成现金池”，其用途受到严格限制。
据哈佛财报披露，该校超过 80% 的捐赠基金由14000余笔限定用途信托组成，捐赠人事先指定资金用途，仅能用于某特定院系、奖学金或研究项目，学校无法自由调用。加之现行支出比例限制，即便基金规模庞大，实际可动用部分并不如外界想象中灵活。
宾夕法尼亚大学前校长斯科特・博克表示：“这些钱大多是为特定目的而投入的。大学没有能力打破这个所谓的存钱罐，然后随心所欲地取用里面的钱。”
尽管如此，随着财政危机持续发酵，关于“适度解冻捐赠基金”的呼声正日益高涨。
哈佛前校长、前美国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在《纽约时报》撰文呼吁：“富裕高校的捐赠基金不是摆设。紧急时刻，正是它们发挥救援作用之际。”他认为，若连联邦资金空缺都不属于“特殊情况”，捐赠基金的存在便失去了道义上的正当性。
在危机时期，大学有可能增加其捐赠基金的支出。包括西北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内的几所大学在疫情期间就这样做了。谢尔顿・布雷律师事务所的特别顾问米卡・马卢夫称，捐赠者也可以书面同意解除对捐赠基金的限制。
富可敌国的捐赠基金：象牙塔下的金融基石
所谓大学捐赠基金（University Endowment），是一种由校友及社会人士长期捐赠、并由学校管理运营的资金池。本质上属于财产信托（Trust）：捐赠人指定用途，学校作为受托人依法管理。
这些基金可采用货币、有价证券、不动产乃至知识产权等多种形式，但在实际运作中，多以可增值投资资产为主。其四大核心特性为捐赠性、永久性、增值性和使用限制性。
美国大学捐赠基金的管理机制具有高度专业化、现代化特征，对学术卓越、组织独立性与财政稳定性均发挥着深远作用：
保障学校财政稳定性：捐赠基金根据“非分配限制”和“年度支出率”原则，仅提取年均4%-5%的收益用于支持教学和科研，规避市场波动风险；
提升高校自主性：基金收入使大学在学费、政府拨款和临时捐赠之外，拥有稳定独立的财源；
助力教育公平与卓越：大规模基金使学校可实行“Need-blind Admission”（不问家境择优录取），增强社会流动性；
激励长期投资策略：不同于私人基金会，大学捐赠基金支出无硬性规定，反而激励机构保持稳健而前瞻的资产配置；
需要高度治理能力：从校长到专业投资管理团队，需就投资策略、用途合规性进行全链条把控与问责。
以哈佛大学2023年为例，其年度运营总收入为 59亿美元，其中 22亿美元（约占37%）来自捐赠基金；而来自学生学费、住宿费的收入合计占比仅22%；包括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拨款的“公共资助”部分，仅为17%。由此可见，捐赠基金已成为哈佛财政结构的支柱。
更广泛来看，美国高校正普遍遭遇政府财政拨款紧缩、公私资金博弈等多重挑战，连部分公立大学也不得不依赖日益增长的捐赠基金维持运营。例如加州、密歇根、威斯康星等州自1990年代起逐步削减对高教的预算拨款，迫使高校寻求市场化、社会化的资助路径。
美国大学捐赠基金的成功，源于百年制度设计与信托文明的深厚积淀。但当高校面对前所未有的政治风暴与资金困境时，是否应适度调整“固守原则”的财政哲学，展现更大灵活性与社会担当？
结语
哈佛等大学是否动用捐赠基金？哥伦比亚能否重塑声誉？特朗普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张力是否会进一步升级，这一系列问题正成为当下美国高教界的现实拷问。捐赠基金该不该为高校解“燃眉之急”？或许答案并非全然在资产负债表之中，而更在于大学对其使命与责任的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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