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主要向美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则向中国出口技术性商品；两国都从经济和贸易合作中受益。然而近年，中美之间的贸易环境正在变得日益严峻。自2018年以来，美国多次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10%到25%不等的关税。作为回应，中国对从美国进口的一些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
特朗普上台以来，贸易战局势愈演愈烈，他于2025年4月以来宣布实施的一系列关税政策，标志着全球贸易格局的重大转折。特朗普政府陆续出台的各种关税政策尤为针对中国、欧盟以及多个东南亚国家，特别是那些与美国存在大规模贸易逆差的国家。这一系列加征关税的霸权行为势必会给全球供应链和国际贸易带来巨震，并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宏观经济学之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说过：“高关税政策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在过去的几年里，大国间陷入了数次提高关税、谈判和推迟关税增加的循环。这些针锋相对的行动威胁到全球经济复苏以及受关税影响的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考虑是否要寻找新的合同制造商，以对冲中美两国之间关税增加所造成的损失。
东南亚最大的印刷电路板制造商KCE Electronics的CEO表示，他们被寻找中国以外新供应商的美国公司频频联系。旅行背包公司的联合创始人Fred Perrotta花了四年时间在中国建立他的供应商网络；但在美国宣布对几乎一半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后，他的公司开始寻找其他国家的供应商。与此同时，也有许多公司选择按兵不动，因为关税的变动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近年来不断增加的关税不确定性对供应商开发决策提出了巨大挑战，因为这使得评估开发新供应商的价值变得更加困难。
寻找新供应商的背后
对跨国企业来说，尽管寻找新供应商可以帮助企业对冲中美之间的关税，但这一过程会产生显著的搜索和开发成本。
报告显示，苹果公司很难找到符合公司严格环境和安全标准的印度制造商来生产关键组件。开发一个符合跨国公司技术要求的新合同制造商可能非常昂贵，可能涉及大量的特定资产投资和沟通成本。
此外，生产供应链中的大部分原材料和辅助材料都来自中国，这增加了从东南亚供应商处采购的成本。例如，研究发现，越南制造商在包括服装、电子、制药和塑料等多个行业的生产中，超过70%的投入品来自中国。
我们用序贯博弈模型(sequential game)研究相互竞争的跨国企业（MNFs）关于是否发展新合同制造商的动态决策。企业在评估新供应商的价值时需要考虑竞争对手的发展策略。我们研究了竞争对手的策略和竞争强度如何影响新供应商的价值。除了跨国企业之间的竞争（称为跨链竞争）外，如果一家企业开发了一个新供应商，那么新旧供应商之间也会存在竞争（称为链内竞争）。链内竞争和跨链竞争的共存使得企业关于开发新供应商的决策变得更加复杂。
我们的研究发现，当新旧供应商竞争最激烈时，开发新供应商带给跨国企业的价值最高。因此，相较而言，企业将更倾向于在美国对中国征收的关税中等时开发新合同制造商，在中等关税下，新旧供应商之间竞争最激烈；当美国对中国征收的关税上升过高，东南亚的新供应商将以绝对的关税优势淘汰中国的旧供应商从而对下游跨国企业收取垄断性价格，因此开发新供应商带给跨国企业的价值反而下降。将上述研究结果应用于贸易摩擦，美国政府在贸易摩擦中对中国施加过高关税的策略反而会降低跨国企业将采购源转移到东南亚的动机。
我们的研究另一个重要发现是，随着开发成本的升高，选择开发东南亚供应商的跨国企业的数量反而有可能增加。假如有企业已经先一步在东南亚开发新供应商，后面的企业关于是否跟进开发东南亚供应商的决定取决于开发成本。当开发成本较低时，后面的企业也会跟进开发新供应商，其结果是企业之间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所有企业从新供应商得到的回报都无法抵消开发成本，即双方都得不偿失，这就是经典的“囚徒困境”。因此，所有具有前瞻性的企业都会相互有默契地克制将采购转移到东南亚的冲动以避免触发集体转移的恶性结果。
当开发成本较高时，后面的企业不会跟进开发，最终只有部分先行者会开发供应商。这里面存在“先发优势”，甚至当关税升高不大的时候，先行在东南亚开发供应商的企业因为获得相对那些不会跟进的竞争者的关税优势，反而有可能获得比关税升高之前更高的利润。总体来说，关税上升对所有跨国企业都是坏消息，即使有少部分跨国企业利用先发优势因贸易摩擦“因祸得福”，这也是在极其特定的、可能性很低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发生。
当库存中断风险来袭
在上世纪后期，地价日益增长、仓储成本不断升高的时代，如何缩短产品在仓库中滞留的时间，成为企业降本增效的重点之一。1953年由日本丰田公司首创的实时生产系统（Just-In-Time，后称JIT系统）在70-80年代能源危机中发挥了极大作用。在过去的几十年里，JIT系统被越来越多的公司采用。
JIT系统的本质是保持物质资源和信息资源的同步，即根据市场供需及时调整上游供应数量，以减少不必要的成本。在供需相对稳定的正常时期，JIT系统的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企业成本。但在过去几年里，疫情和贸易摩擦等冲击使许多企业管理者重新审视JIT制度在高风险时期的合理性。据《金融时报》报道，疫情期间远程办公兴起所致的笔记本电脑（PC）需求走高吃掉了大部分车企减需后的多余芯片产能，而在汽车消费回春之际，PC需求依然保持强势，而供应端很难短时间内提高产能，结果就是波及至少五十万辆汽车、六个月之长的全球汽车产业芯片短缺。即使是那些得到芯片的车企也不得不花费更高的价格。后疫情时代，包括麦肯锡和毕马威在内的诸多咨询公司都建议企业通过增加库存以降低供给中断风险。
在疫情以及贸易摩擦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下，供应链韧性成了政府、企业和学术界关注的新焦点。学术界从供应链网络角度出发，提出增加网络密度、冗余度和柔性这三个方向。企业采取具体策略有囤积库存、多元采购、多种物流模式等。我们聚焦库存策略，从供应链上下游网络出发，回答如下问题：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如何协同分配库存以对抗风险？什么因素会影响上下游企业的库存决策？
通过构建双期供应链模型（two-period supply chain model），我们发现供应中断风险（supply disruption risk）和库存持有成本（inventory holding cost）两个因素对上下游公司库存决策均有较大影响。
当制造商没有作出任何承诺，中断风险较高且库存成本较低时，制造商和零售商均会选择持有库存；当中断风险较低、持有成本较高时，双方都不会持有库存；当中断风险和持有成本都较高的情况下，只有制造商会持有库存；而当中断风险和持有成本均较低时，只有零售商会持有库存。这反映了制造商应该更多承担因生产中断风险导致的库存。
为了解释这种现象，我们进一步分析了零售商在决定自身库存时存在的两个相反的动机：“囤货动机”（inventory-building motive）和“库存转移动机”（inventory-shifting motive）。前者指零售商通过囤积库存以降低制造商未来对其收取的批发价格，这个动机即使没有风险也仍然存在，在之前的研究中就已经有学者发现。后者为我们的研究首创提出——当制造商面对中断风险时，零售商试图通过降低自身库存，将囤积库存的压力转移给上游制造商，从而降低当未来中断风险发生时制造商收取的价格。因此，后者只有在中断风险存在的情况下才存在，且这一动机随风险上升而增大。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上游制造商负责承担风险库存。
面对下游企业的两大动机，上游制造商除了选择不作出承诺（No Commitment），还有另外两种承诺策略——价格承诺（Price Commitment）和库存承诺（Inventory Commitment）。价格承诺在实践中较为常见。许多行业都会通过长期合同和价格调整补充条款的形式对抗供应风险。库存承诺因为操作性难度高较为罕见。但在实践中也有迹可循。例如强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就通过“红线”策略，向客户保证在非正常情况下的存货水平来作出供应承诺。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库存承诺所面临的信息不对称和不透明等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
我们发现，上游企业的最优策略是库存承诺。下游企业的库存转移动机是不利于上游企业的，因为会增加上游企业的囤货压力；而下游企业的囤货动机是有利于上游企业的，因为会增加对上游的需求。价格承诺会同时打消下游企业的两种动机，而库存承诺只会打消下游企业的库存转移动机。
今天，面对纷繁复杂的商业趋势，我们讨论供应链中断风险下的关税对冲和企业库存决策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当下，对全球供应链的控制权争夺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并日趋激烈。曾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顾问、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高级研究员的帕拉格·康纳，在他那本名为《超级版图 ：全球供应链、超级城市与新商业文明的崛起》的书中说：21世纪，本质上是一场争夺供应链的角力。供应链大战的目的不在于征服，而是要与世界上最重要的原材料、加工厂、高科技、物流和消费市场建立起物理和经济上的联系。英国政治地理学家麦金德还有句名言：“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了世界。”但是康纳以为，在21世纪，正确的说法变成了，“谁统治了供应链，谁就统治了世界。”
文章来源：复旦商业知识 作者：吴乐珍 吴肖乐 易殊玥 周宇 原文标题：《关税巨震下的应变之策，供应链变局提供解题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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