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无论是创业、经营还是从企业全身而退，直至投资和慈善，比尔盖茨夫妇都是先行的榜样，所以他们的离婚，才如此万众瞩目。
我们说婚姻属于个人，甘苦不容置喙。但慈善关乎大众，值得好好探究。
其实，从盖茨的故事中，我们能看出：比财富多寡更重要的，是运用的自由，比如股票如何成功变为现金流；比首富两个字更具意义的，是首善，比如金融资本如何变为补救世界短板的社会资本；比第一名更重要的，是带动更多人投身公益，并意识到慈善信托这一最佳工具的大有可为。
因为无论是再富有的家族还是再资深的慈善基金会，都需要隔离风险、灵活应变，都需要“源头丰足、活水不断”。这就是本文的真正深意——
这次不是老房子起火的杰夫·贝索斯，而是人间清醒的典范比尔·盖茨。
让人唏嘘的是，在奈飞拍摄的纪录片《走进比尔》的结尾，导演问盖茨：“如果今天不幸遭遇车祸身亡，你最希望做且还没有做的事情是什么？”
盖茨想了一会儿，说：“谢谢梅琳达。”
那我们或许可以把这场离婚理解为，一种属于成年人的谢意？毕竟好聚好散，亦是成全。那到底好不好散呢？外界诸多怀疑，因为比这对夫妇27年婚龄更令人瞩目的，是其待分割财产超过1300亿美金。而且，他们没有设立婚前协议。
据说求婚前，亿万富翁盖茨先在白板上逐条进行了优劣势对比、反复斟酌，梅琳达闻此不怒反笑。这种难得的彼此欣赏，是他们婚姻的基础。所以当夫妇俩表示，因为再无法共同成长而分手，也无可厚非。
和贝索斯与前妻麦肯齐的一拍两散不同，
“我们将在基金会中持续合作。”
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依然是二人的纽带。
疫苗工作者正在接种脊灰脊灰疫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显然，做慈善，他们是认真的。2020年2月，这对夫妇在年度公开信中提及，过去20年里，基金会共捐赠了538亿美元。
新冠疫情爆发后，基金会又累计出资17.5亿美元，用于疫苗、检测试剂等开发。
也许比尔·盖茨已不是全球首富，但在拥有“有质量的财富”层面，他仍然在全球一马当先。
很多人通过计算盖茨对微软持续减持而错过的股价收益，来评判其资产管理的成败。从1986年的49%，到1996年的24%，再到如今的1.37%，但这里面既没有考虑到微软本身股本的变动，也没有计入史上各种危机的冲击，更没有看到风险敞口的高度集中，最最重要的是，完全忽视了企业家本人的意愿。
在采访中，比尔选择1960年以来全球5岁前儿童死亡数量折线图，来作为最能代表其工作的图片。
盖茨自己说：“当钱超过一定程度，对我便没用了。财富的效用是用来创建一个机构，将资源送到世界上最需要的地方。”如果这个说法听起来不太接地气，那么在财新网的脱口秀上，李雪琴解释了，财富自由，最重要的不是财富，而是自由。钱财毕竟是工具，比拥有工具更重要的，是能使用工具，达成目标。
对于最害怕大脑停止思考的比尔·盖茨来说，显然，挥舞杠杆直接撬动世界更重要。于是他在自己擅长和喜欢领域投资了许多科技、环保企业，他和梅琳达在全球扶贫、疫苗防疫、弱势群体权益保护等事业上成就卓著。而且，在减持、投资实业和巨额捐赠并行之下，并没耽误盖茨18次盘踞首富高位。
喜欢粉红色的拉尔森
更让人羡慕的是，盖茨本人并不负责资产中最重头、收益率最高的金融投资部分，由迈克尔·拉尔森全权负责——除了每两个月汇报一下进程。拉尔森是盖茨家族办公室瀑布投资（Cascade Investment，性质为LLC）的总经理，也是帮助微软创始人将资本从实业析出，大幅转向金融，并在增值过程中逐步控制风险、优化资产结构的功臣。而盖茨是瀑布投资的惟一合伙人。
同时，自2006年起，盖茨夫妇的慈善事业就采取了信托基金和慈善基金会双驱动的架构。前者的委托人和受托人都是盖茨夫妇，后者的创立者是盖茨夫妇，理事则多了一位重要的捐赠人巴菲特。
巴菲特与盖茨夫妇
而拉尔森仍然是比尔和梅琳达·盖茨信托基金投资组合的管理人。他通过管理家族办公室业务，保障了盖茨家族资产的稳健增值；也通过操盘信托基金，用收益保障着基金会所有运营、活动及捐赠费用源源不断。例如，截至2019年第四季度，基金会累计接收捐款总额为548亿美元，对照2020年的公开信，其累计捐出额几乎相等，但信托基金的规模仍有498亿美元。可见一旦把捐来的鸡蛋变成母鸡，自然能让更多人长期有蛋可吃。所以，总得有人好好赚钱，才能有人放手花钱。
而且，依照美国相关税务法规规定，对慈善类基金会的一般性收入免征收入税，其投资收入所缴纳的税率，在基金会的年度慈善用金额超过一定标准后，仅为1%。对照标准，根据基金会2019年的税表，其当年的慈善用金额超过59亿美元。非慈善用途资产为3384.89万美元；同时从2014年至2018年，其慈善用金额与非慈善用途资产的平均比例为155.9:1。于是二者相乘，再加上当年投资收益的1%，合计约52.8亿美元。59亿美元远大于52.8亿美元，便达到了减税标准。这样一来，与美国普通公司组织20%的收入税率以及普通投资者20-25%的短期资本利得税相比，无疑保证了基金会能够长期专注于慈善事业。
至于盖茨夫妇离婚后，基金会的完整性和运营问题，也应该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首先信托基金的资产独立于夫妻二人，不会因离婚受到分割。其次信托基金管理人为拉尔森，20多年的合作至今，也不大可能更改。再有，只要信托基金没有变化，基金会的资金来源就不会有变。最后，基金会在全球有约1600名员工，分布在四大业务板块（全球健康、全球发展、全球增长项目以及全球政策和倡导）的38个不同团队，其战略目标涉及未来几十年。
所以，信托基金与慈善基金会的双重架构，可以让公益事业“从源头有活水”，而二者的资产独立性，让委托人在进行财产分割的时候，不触及信托资产的利益和分配。即便比尔和梅琳达未来在公益事业的发展方向上有分歧，也可以通过基金会内部的制度运作来尝试解决。
而对于我国，自《慈善法》实施之后，慈善信托和慈善基金会的双驱动未尝不是财富家族开展慈善活动的优选，一个负责投资增值，一个负责公益慈善，前者有来处，后者有去处，相互助益、良性循环。
委托人既可以选择先设立慈善信托来资助慈善基金会，也可以选择先成立慈善基金会再设立慈善信托进行公益资产增值。据《2020年中国慈善信托发展报告》显示，去年我国新增慈善信托257单，财产规模约3.9亿元。且社会组织担任委托人的慈善信托单数显著增加89单，同比增加169.7%，财产规模约1.2亿元。这说明不只是财富家族，只要是希望解决资金稳定来源这一重大问题的基金会们，都意识到了慈善信托的重要作用。
梅琳达将一份反映两个非洲城市女性最希望避孕措施的统计图表，作为最能代表自己工作内容的图片
尤其对于很多财富家族来说，除了大额捐助，并不能像比尔·盖茨一样把75%的时间用于专业的公益事业，也未必找到了明确的理想、方向和目标。那么依照我国法律先设立慈善信托，一样可以享有永久存续、监管到位、手续简便、信息公开透明、投资收益没有所得税、慈善支出额度和比例也没有强制要求等等便利，最重要的是，其投资模式和使用范围可以灵活约定。
这种灵活，给了家族客户找到属于自己的拉尔森的机会，比如依托国内顶级的资产管理机构；也给了慈善资产可持续发展、有序放大的可能，惠及更多嗷嗷待哺的优秀慈善组织；更给了家族客户循序渐进深入慈善事业的成长路径，等成为行家、等时机成熟，再来成立属于自己的基金会，其实是更稳妥的选择。
盖茨基金会在中国设立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
如今券商类家族办公室，为了满足客户日益增强的公益慈善需求，在专业帮助客户设立慈善信托。一方面做好信托资产管理，一方面为客户提供真正优秀的基金会合作伙伴，找到真正有价值的公益项目，已经成为当代家办的应有之责。
总之，只要意图投入慈善事业，建议将慈善信托作为必备考量。而对于慈善信托本身，找到合适的底层资产管理者，让慈善资产真正能够稳健增值，才是一切发展可持续的真正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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