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28日，深圳。中国基金报第二届全球资产管理论坛颁奖现场，维世资产（香港）创始人徐莹上台领取了【英华奖·海外配置示范案例】奖牌。徐莹有一个深刻的观点：站在北极看世界。北极视角下，每一个地方都是公平的，会发现过去有巨大盲点的投资机会，也会纠正过于膨胀的投资认知。
前言： 中国财富全球化配置的需求持续增长。面对百万亿级私人财富的全球配置诉求，本土专业服务能力仍在建设与完善之中。市场期待更加多元、成熟的解决方案。本土机构如何回应这一课题？
小标题一：格局之变与现实之困
亚洲资本正悄然转身：从全球资本的承接地，变为输出与配置的新枢纽。
与此同时，国内私人财富体量稳步攀升。中国高净值家庭的可投资资产规模已突破百万亿元。人们对全球化资产配置、跨周期风险对冲、以及多元化保值增值的需求，如潮水般持续释放。然而，需求高速增长的背后，却隐藏着国内财富行业长期积累的能力短板。
上市企业、民营主体以及家族办公室等核心财富持有者，长期依赖于私人银行、第三方财富机构的代销渠道，被动接收标准化的海外产品，难以进入全球主流机构买方的生态圈。本土市场自主全球配置的系统性能力尚在培育中，机构级的一站式解决方案仍有待丰富——这已成为制约财富高质量全球资产配置的核心瓶颈。
反观海外，养老金、主权基金、捐赠基金等成熟的机构买方，经历了数十年市场周期的淬炼，早已形成了集投研、配置、执行、风控于一体的完整买方体系。它们的投资体系成熟而稳健，足以穿越周期。
那么，本土全球配置能力为何长期缺位？究其根源，在于中外资机构在华发展的逻辑有着本质的不同。
传统外资机构在中国的布局，始终以产品销售和流量变现为核心导向。受限于本土合规壁垒、市场适配不足等现实问题，它们普遍采取“轻投研、重销售”的模式，不愿将核心投研体系和核心人才团队真正落地中国，仅仅停留在浅层的产品输入层面。这种短期的渠道化模式，既无法为本土财富输出成熟的投资方法论，更难以支撑中国财富进行长效、深度的全球化布局。
这意味着，中国财富若想真正完成从“被动产品承接”到“主动自主配置”的生态位跃升，就不能依赖外资的渠道模式，而必须依靠那些扎根本土、真正理解中国市场、同时具备完整全球买方能力的专业资管力量。
小标题二：本土破局与生态赋能
面对行业的结构性能力空白，维世资产（香港）选择立足香港、深耕内地，打造了一套差异化的本土化全球配置解决方案，逐渐成为行业中的标杆实践。
2026年5月28日，维世资产凭借其穿越周期的综合配置能力和本土化创新实践，成功入选《中国基金报》英华奖海外配置示范案例。
英华奖是中国基金报旗下资管机构评选中的主要奖项之一。“海外配置示范案例”的评选标准包括业绩、规模、风控和合规等多项定量指标。在数百家参评机构中，能够满足全部条件的内地背景机构数量极少。
这一案例的特殊性在于：它不是一家内地机构发行了一只海外产品，而是一家总部位于香港、深耕内地市场的资管机构，通过完整的机构级买方体系，实现了从被动接收产品到主动进行全球配置的转变。
维世资产在中国率先坚持将海外养老金、捐赠基金一类顶级机构才具备的的全栈买方体系进行了本土化改造，搭建起覆盖全球管理人投研、组合构建、定制化实施、合规风控的全链路多资产配置体系，将全球投研中心的“大脑”植根深港两地，将，赋能上市企业、民营企业、大型家族办公室等高端主体。这种“全球能力中国芯”的模式，让国际成熟的投资体系与本土需求、本土合规、本土生态实现了深度适配。
在机构级配置服务之外，维世资产还与惠裕全球家族智库联合发起了“星盾计划”，专注于家族办公室的底层能力建设。该计划完全脱离产品销售导向，以知识赋能、方法论沉淀、实战带入为核心，帮助本土家族机构建立系统化的投资认知、拓展全球生态视野、完善合规运作体系，从而助力家族财富实现长期稳健增值与代际平稳传承。
Q&A
基于当下中国财富全球化布局的时代趋势、行业深层困境以及本土突破性实践，惠裕机构机构会客厅特邀维世资产创始人兼首席投资官徐莹展开一场深度对话，系统梳理中国家族全球投资的底层逻辑、现实困境与成熟方法论。
惠裕全球家族智库创始人：范晓曼 维世资产创始人兼首席投资官:徐莹
以下为访谈内容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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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感受】
英华奖对行业传递什么信号？
范晓曼： 欢迎徐总做客荣缨家族会客厅，首先恭喜您和维世获得英华奖。在这个时点获得行业认可，您有什么感受？
徐莹：作为OCIO的先行者，在创立之初，瞄准最顶尖的全球私募管理人圈层，低调埋头开始投研和体系建设实践，一直坚持独立买方配置人的生态位原则，从监管和业务复杂度壁垒最高的企业开始做起，面临许多的不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有必要这么做吗？这么做在中国能成立吗？我们做了大量生态体系的拓荒牛的工作，是非常艰苦和孤独的。
有幸的是，在经历全球政治经济产业格局底层巨变的几年里面，全球市场的除旧革新给了我们非常好的土壤，在最具挑战的环境中，用第一性原理的思考驱动全球优秀管理人挖掘，并且在实施路径上用穿山甲的精神去创新，经历住百年不遇的市场压力测试，用厚积薄发的成果，填补了一个业界的供需白点，为本土的财富所有者提供集成了全球复杂能力的简单解决方案。作为一个从业者，我觉得内心使命感得到了回响。
范晓曼：英华奖首次突破单一策略、单一资产类别，单一市场的评选维度，这对行业传递了什么信号？
徐莹：过去全球多市场投资，多策略组合，顶级基金管理人，这些词汇，似乎都是“外资”垄断的舞台，但中央厨房都在海外，中国的投资者难以实质性的接触到方法论到实操能力内核。
英华奖敏锐的发现了两个趋势：
1）在亚洲从全球资本的承接地向资本输出地的范式转变中，巨量的财富创造和缺乏深刻扎根本土投资文化又具备全球投资能力的配置机构供给，这个供需缺口形成了强烈反差；
2）全球配置能力提升，是一个成熟经济体从造富能力到向永续财富转化的具有大时代背景的必然课题, 勇于响应这个课题的机构必然在需求呼唤中应运而生。
范晓曼： 最近监管环境的变化很大，5月22日，证监会等八部门出台了非法整治方案，香港证监会也同步发布了522通函，对持牌法团为内地投资者开立账户提出了明确的额外合规要求。在帮助客户进行全球资产配置的角色上，您对维世的未来有什么新的想法或期待？
徐莹：监管制度是投资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维世的基因来自于管理海外大型养老金、主权基金和捐赠基金的实战功底。穿越周期的大钱，长钱和好钱，也都是风险管理和合规纪律要求最严格的机构。维世最早开始坚持从监管和投资综合能力壁垒最高的企业业务开始，就是深刻理解高监管壁垒其实是一个护城河，不只是对自己的业务本身，也是对投资者最基本的风险保障。
全球的金融监管机构都在不断迭代，以应对复杂风险，和在科技创新的推动下，保障有序投资行为的制度基础。我们的投研体系和全球实施基础架构，运用了不少海外养老金管理的方法和生态资源，因此对于维世的基因而言，高监管壁垒是顺风而不是逆风。反而我们要坚持倡导高度严谨合规的管理体系和机构行为范式，并希望未来通过在与惠裕星盾计划的项目中，将这部分投资界文明的能力内核和实战经验，也传递给更多的财富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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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
需要重新构建“我与世界的关系”。
范晓曼：全球资本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明演进的一个产物。您曾在海外为众多大家族管理资金。从您的观察来看，中国家族在进行全球投资时，其底层逻辑或方法论是否存在某些值得关注的偏差或不足？
徐莹： 大国的财富很容易有本国中心论。其实很多美国投资人也有这个特点。不能说本国中心论就是错的，因为大国本身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和自洽的资本市场。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全球化。
范晓曼： 但今天的世界格局在变？
徐莹： “相变”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全世界意识到和平就像空气，最珍贵。当和平没有了，很多投资的基本假设会受到冲击。另外，在在成长性和扩张性周期里创造的第一代财富，在代际传递和财富行为成熟化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收缩周期或债务坍塌周期的洗礼，在这个阶段大家在认知上有巨大的痛感, 这个现象在全球多国历史上都出现过。第三，在扩张周期里整个社会心态向上，自信心上升；当自信心受到挑战时，需要重新构建“我与世界的关系”。
范晓曼： 那您觉得应该怎么改变？
徐莹： 要从中国中心论、从中国看世界的思维模式走出来，站在北极看世界。北极视角下，每一个地方都是公平的，会发现过去有巨大盲点的投资机会，也会纠正过于膨胀的投资认知。这是保持财富全球购买力长期增长的核心方法论。但做到很难，需要底层知识体系和思维模式的改造，以及对团队进行长期基本功训练。非专业机构内部无法生成这种能力，所以海外很多民间财富会外包给OC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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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位】
徐莹有一句话，在业内流传已久，
China has money, but you don't have the impact.
范晓曼： 除了认知、知识、人才的缺失，中国家族还有什么困境？
徐莹：
我们的私人财富大量存在于三方渠道或私人银行，没有进入机构买方生态。机构买方——养老金、主权基金、保险资金、大型家族基金等“Real Money”——垄断了最优秀、最有前瞻性的资产和管理人策略，甚至禁止这些机会进入分销渠道。中国投资人站在分销渠道这边，很难触达到顶尖的机会。
范晓曼： 那家族办公室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徐莹： 对。家族办公室应该等同于机构投资者，需要完整的体系和投资治理政策（IPS）。但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历史短、货币壁垒导致全球融入有限，我们90%的全球市场没有参与过，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所以要从思维转变、基础工具、生态理解、生态位跃升四个方面入手，并且一定要行动，从实践中迈出一步。
范晓曼： 那这套方法论在中国境内投资也适用吗？很多家族觉得自己资金不多，不需要全球化。
徐莹： 同样的方法论，同样标准。我们在全世界8个主要国家（包括印度、越南、日本、中东）都用同一套体系，中国没有特殊性，或者特殊性没有想象那么大。国家可投性分析的方法对各国一致，且被验证有效。
范晓曼： 我们中国投资人往往习惯高高在上挑选管理人，而不是被管理人挑选？
徐莹： 对，这就是财富观里非常重要的一点：尊重是最基本的投资素养。我们坚持叫“管理人研究”而不是“管理人选择”——研究是抱着尊重的态度去理解别人，选择则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我借用“投资素养”这个词：什么样的组织行为会被尊敬、被邀请？这里面有很多纪律。
范晓曼： 关于投资素养和纪律，家族办公室建制的第一步应该做什么？
徐莹： 投资政策声明（IPS）。没有IPS就像企业没有战略。家族价值观必须反映在投资目标里，价值观不正确，投资目标一定出偏差。我建议家族拿出20%-30%的资产作为独立的实验点，建立相对独立的体系，并给予至少3-5年的耐心。在这个过程中，OCIO（外包投资官）可以起到“扶上马、送一程”的交钥匙工程作用，帮助建立高品质全球配置组合的底仓，同时培养家办自己的团队。
范晓曼： 现实中还是有很多痛心案例——比如爱马仕家族传人被信任的人滥用签字权、贝索斯家办内部诉讼、国内很多家族基金连审计都没有。除了您讲的问题，还有什么更致命的？
徐莹： 根本在于没有深度理解并运用治理体系。从底层的财富价值观开始，到投资政策、时间维度、人选，再到长期实践中的范式和工具规则，都需要理解。海外投资体系中的每一条规则、每一个行为约束，都是由重大财富毁灭的灾难带来的成果。比如雷曼破产催生了托管资产与表内资产严格区分的规则；欧债危机催生了欧洲银行严厉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这些制度韧性经过百年演进，能够保护投资错误和行为偏离所带来的风险。
范晓曼： 所以要增加家族投资的韧性，就要依靠制度的韧性？
徐莹： 对。制度要保护两类风险：一是投资错误本身（通过风险边界、投资评价纪律）；二是人的行为干预（通过行为制度）；三是制度变迁或局部制度不确定性（通过架构分散与设计合理性）。
范晓曼： 我们再深入一层。我们发现很多企业家会把实业的、产业的管理逻辑与投资的逻辑混淆。您服务境内外家族这么多年，您觉得从产业思维到投资思维的转化，核心挑战是什么？
徐莹：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投资是反人性的，而伟大企业的成功往往是顺人性的。在顺人性的事业取得巨大成功后，要跳脱出来进入投资决策环境，需要克制、修行，去对抗认知局限、路径依赖、认知偏差和情绪影响。企业领袖必须通过强纪律建立一套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投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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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思维 vs. 投资思维】
徐莹服务过境内外大量家族，见过太多企业家把在实业中积累的直觉带进投资场，然后在那里碰得头破血流。她总结出『四种对抗』，以至于每次讲完都要加一句：『希望企业家朋友们听了不要拍我。』
范晓曼： 您曾总结过产业思维与投资思维的“四种对抗”，能再分享一下吗？
徐莹： 这四种区别是：
1.竞争对象不同：产业中要打败竞争对手，争当第一；投资中是与自己的竞争——识别自身盲点、修正方法论、战胜人性缺陷。投资是“内观”而非“外观”。
2.熟悉与不熟悉：产业成功往往集中在熟悉的领域；投资要跳出自己熟悉的产业、国家和周期，去认识不熟悉的新业态、新机会。投资恰恰是要通过资产配置去做自己不熟悉的事。
3.顺人性与反人性：产业是顺人性的增长过程；投资是反人性的持续自我迭代。
4.集中与分散：创富靠集中，守富靠分散。产业成功靠集中力量干好一件事；但投资中，这种集中会成为巨大风险——一旦产业、国家或制度环境崩塌，财富就会受损。
范晓曼： 所以很多企业家觉得自己能做企业，就自然能做投资？
徐莹： 我常开玩笑：做企业是一个商业模式，为什么觉得投资不是一个体系？做实业有完整体系，而投资往往被当成一个兴趣、一个hobby。没有必然联系。特别是中国企业家长期处于高速竞争（内卷、狼性）的“跑步机”上，形成了竞争强迫症，停不下来。但在投资里，高速奔跑非常危险，慢就是快。因此，从企业财富向家族财富转型时，必须有一套完整的投资治理制度，这个制度要对企业家本人的行为有强约束，与企业经营行为清晰隔离。
范晓曼： 那如果家办继续在家族熟悉的产业赛道做直投或CVC，这和您说的“产业思维不要带入投资思维”矛盾吗？
徐莹： 不矛盾。从风险驱动的配置体系看，产业投资本质上还是权益类投资（私募股权或债权），承担的是股权风险、非流动性风险、行业和国家风险。它可以归入整个资产配置体系的一个子集，但不是全集。问题在于很多家办只做了部分转化（从产业投资到配置子集），而没有完成全集转化（进入全球多资产、主权/养老金模式的配置思维）。
范晓曼： 近几年国际局势变化，大家开始强调“风险配置思维”。这反映了什么？家族该怎么做？
徐莹： 这反映了现实中重大风险（尤其是过去成长周期中被忽视的风险）给认知底层带来了震撼。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实际上只是一个长周期，绝大多数企业家只经历过这一个周期。最近几年的地缘政治、AI冲击、产业链重构、资源争夺等，才让大家意识到过去的“确定性”已经消失，世界进入混沌态——从稳定态到另一个稳定态之间的混乱状态，风险最难把握。这就要求从底层认知上修正投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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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IO：一个正在抵达亚洲的答案】
委不委外不是形式，在于内核
范晓曼： 海外很多知名家族（如比尔·盖茨的瀑布投资、尔湾家族等）都把资产配置外包了。他们为什么走到这种有秩序的状态？外包投资官（OCIO）到底是什么模式？这种模式在中国有土壤吗？
徐莹： OCIO业态在美国有约20年历史，源于金融全球化与科技发展带来的投资复杂性。对家族而言，投资治理体系必须与家族企业经营行为、成员个人行为有强隔离。而外部机构更容易坚持纪律。我反复强调“组织行为纪律”——从投研、运营、风控到合规，整个组织要知行合一、上下一致。OCIO的核心就是坚持预先制定的投资政策的组织行为纪律。委不委外不是形式，内核在于：管钱的人或体系是否符合投资规律的组织行为体系。
范晓曼： 国内很多家族也开始接受协作模式了，不一定要自己建全部团队。
徐莹： 是的，这反映了投资文明的融入。西方投资文明基于清教主义的资本主义精神，是海洋文明、代议制文明——可以在远方通过专业团队和制度管理资产。而我们内陆文明、农耕文明的内核是“自力更生、自己做”。很高兴看到中国财富代际迭代中，越来越多私人财富所有者开始拥抱这种体系，并与中国家族的文化治理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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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盾计划：一件没人做过的事】
这正是惠裕全球家族智库正在构建的基础设施。
范晓曼： 惠裕智库和维世资产共同打造“星盾计划”，就是希望帮助中国家办提升全球投资力。您觉得星盾计划最大的价值在哪里？
徐莹： 星盾计划的大愿景是：帮助每个家族构建自己的“家族养老金”或“家族主权基金”，把西方百年积累的投资体系开放给中国民间财富，使家族财富在全球具备被认可的投资力。这一代人的经验——在中国成长、在全球大型机构培养、又在中国创业成功管理全球资本——非常稀缺，可能很难再发生。我们有责任把这个体系开放出来。星盾计划适合那些已经意识到能力需补足、感受到全球机会又恐惧、需要外部帮助、以及在代际传承中希望快速建立完整体系的家族。我们从投资文化、底层工具方法论、全球生态认识、初步实践带入四个方面入手，真正做到“正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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