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前被称为「铺王」，在香港拥有超过400项物业，资产总值一度高达800亿港元。
他是老一辈华人企业家里“靠实业起家”的代表人物，一栋一栋铺面累积起财富王国。
但在他去世四年后，他的遗产，被债权人正式向高等法院申请清算程序。
对很多人而言，这是难以想象的：
离世四年后遗产还会陷入资不抵债程序？
物业难以变现、债务持续累积……子女无人能接住？
但在香港等采用普通法体系的地区，遗产处理有其特定的法律规定和流程，可能与普遍认知有所不同。这起案件没有成为全民热议的头条，但它背后所揭示的，却是许多拥有境外资产的高净值家族，极少认真面对过的潜在管理难点：
在某些法律框架下，财富可能面临复杂的清算程序和潜在的管理挑战。在财富结构失衡的情况下，“传承”可能演变为复杂的清算过程。
从香港「铺王」邓成波案， 看我们误解了多少有关“传承”的常识。
01
普通法体系下，遗产可以被清算，这不是修辞，而是法律现实。
在香港、新加坡、英国等部分司法管辖区，个人身故后，其名下所有资产与债务会自动组成一个法律主体：
Estate（遗产）
这个「遗产」不是财富的象征，而是一个必须首先清偿债务、随后才能进入分配程序的法定清算对象。其处理顺序如下：
1、 法院授权遗产管理人接管；
2、 所有债权人提出索偿；
3、 遗产资产被变现偿债；
4 、若有剩余，才进入继承阶段；
5 、若债务大于资产，法院可应债权人申请，宣布遗产破产。
这就是「铺王」案件所发生的事情：
尽管留下大量物业，但多数存在高杠杆按揭；
在市况下行、租金不稳、利率上升的背景下，物业无法快速变现；
债务无法清偿，最终被金融机构依法呈请清算程序；
家属虽为遗产代表人，但并不等于自动拥有操作权。
也就是说，继承人可能并未继承任何财富，反而承接的是无法操作的法律与市场压力。
02
真正值得反思的，并不是资产多少，而是结构能否承载风险。
在我们服务过的众多拥有境外资产的高净值家庭中，
共同特征：
资产庞大，但流动性差；
资产集中，但法律结构薄弱；
家族庞杂，但治理机制缺位。
持有可观的海外物业，但：
多数以创办人个人名义持有，缺乏信托或企业治理机制；
持有载体多为单层控股公司，未做分层隔离；
缺乏生前的信托设立或“授权管理人”安排；
物业多数处于空置、抵押或无清晰收益流状态；
一旦创办人去世，整个结构立刻进入“冻结状态”。
在这种情境下，即便下一代极具能力，也难以合法取得操作权；即便资产名义上极高，但因流动性不足、债务存在、程序未走完，整个家族陷入资产流动性风险、负债管理压力和控制机制缺失”的三重困局。
这正是「铺王」案例所折射出的结构性挑战。
03
Estate Planning 的本质，不是分配财富，而是设计一个可以承接不确定性的系统。
在公众印象中，“传承”往往等同于“分家产”或“设个遗嘱”。但从制度角度来看，真正的Estate Planning，应该更像是：
一套法律与商业可以共同执行的结构系统；
一个可以支撑债务、死亡、流动性压力的框架；
一套即使创办人缺席，也能自动运转、不崩解的治理安排。
其中，很多细节其实是非专业人士不常意识到的核心问题，例如：
遗产管理人未授权期间，所有资产处于冻结状态，银行账户无法动用；
创办人个人名下的贷款一旦触发死亡条款，银行可要求提前还款；
即使有遗嘱，也无法跳过清偿债务的程序优先顺序；
家族成员若未被正式授权，连为遗产资产支付日常开销都无权操作。
更令人警觉的是，这些问题往往直到事发当下才被意识到——但那时，已无结构可调、无机制可补。
04
“资产未必能继承，结构才决定是否能落地”
「铺王」的故事不是关于失败的投资，也不是关于后人的不孝或家族的无能，它是一个典型的管理失衡下，资产结构无法承压的警示案例。而类似的结构盲点，也真实存在于无数在海外持有资产的富裕家庭中。
我们认为：若生前未做好结构安排，身后可能面临遗产处置困难和债权人追索的局面。
遗产可以被清算，但治理不能依赖遗嘱。
结语
财富的传承，从来不只是数字的交接，更是制度与智慧的延续。本次案例正正说明，没有结构的资产，终将面临风险；没有规划的家业，难逃清盘命运。唯有在生前构建清晰、稳健、可执行的治理框架，才能真正实现跨代传承的目标。
作为一家具备自有传承结构的家族式事务所，同时持有香港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资格和信托公司牌照，在过去60多年里一直服务于华人企业家、家族企业及高净值家族，协助其穿越经济周期、代际转换的各个阶段。
在我们看来，财富的治理是一项需要耐心、理解与制度支持的事业。服务家族，也是一种代际之间的承诺。
“ 作者介绍：
余亮恒 先生
香港丰裕信托, 资深合伙人
港中大家族企业研究中心, 理事
余亮恒先生为丰裕信托的资深合伙人，领导家族信托与跨境财富架构顾问业务。丰裕为香港本地创办、拥有逾60年历史的专业服务机构，专注于受托服务、家族跨境国际架构及治理。作为该家族企业的第二代管理人，余先生常驻上海二十余年，深耕中港两地高净值家族，尤其擅长处理涉及多个法域与多税务身份的复杂信托结构，协助客户实现代际传承、税务协调与风险隔离。
余先生亦为香港中文大学家族企业研究中心（CFB）理事，长期参与家族企业教育与跨世代治理案例研究，曾与多位香港本地家族创一代深入合作，并主笔撰写多个被纳入港中大课程体系的实务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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