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一起家族信托客户起诉信托和银行的文章刷屏。其实，这起案件在业内早在2024年就流传开来，这次只是自媒体人的“炒冷饭”而已。
当然，偶尔冷饭热炒一下，倒也不妨细品一下。
这起案件暴露出当下家族业务的困境，即家族信托被误读的同时，各方利益博弈艰难。
目前，保守估计，国内家族信托（含保险金信托）的规模至少在1万亿左右，并且将保持每年10%以上的速度发展。在一个高速增长的行业，在一个欣欣向荣的周期中，按理来说，所有的参与者，包括机构和客户，都应该是受益者，而不是受损者。
但奇怪的是，目前的家族信托业却处于尴尬的位置。
一方面，随着规模的增长，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客户要求撤销信托，或者以机构收取过高费用为由，要求降低费用或终止信托的情况。“上海金融法院(2023)沪74民辖1号”案件正是这方面的典型——客户要求私人银行返还其收取的综合顾问咨询费20.5万元。对于能够设立1000万元以上家族信托的客户来说，20万元钱并不多，伤害不大，但侮辱性极强。
另一方面，从机构的角度来说，家族信托业务似乎并不是一个好挣钱的业务。
以信托公司为例。如果仅仅是为了挣钱，家族信托并不是“立竿见影”的商业模式。信托公司为家族客户成立一单家族信托，仅仅收取千分之几的管理费，也就是几万元。但为了服务好家族客户，防范自身风险，信托公司为此需要投入巨额的真金白银。无论是高素质专业人才的引进，专业化解决方案的设计，还是科技化信息系统的建设等等，都是成本不菲的巨大投入，并且需要持续投入。
以注册地在西部的某信托公司为例，早在2013年就开始战略布局家族信托业务，成立了家族信托事业部，光在信息系统上的投入，十年就高达几千万。如果家族信托部门为20人左右的团队，人力成本每年也至少在800万以上。
客观的说，开展家族信托业务，是信托公司顺应监管导向、回归信托业务本源的举措，是金融机构服务社会广大民众的“人民性”和“政治性”的重要体现。
在这起案件中，我们看到，信托公司随时有可能被躺着“中枪”——客户在签约时已经同意聘请该私人银行担任综合顾问并同意付费，但转过头来，却以“未对某私银部的服务内容进行评估监督，违反了忠实勤勉义务”为由，要求信托公司承担连带返还责任。
该起案件以“和解”结案，法律权利义务和责任我不予置评。
在国内1万亿的存量家族信托中，类似该案的这种银信合作情形非常普遍。落地家族信托的主要客群，基本上都是来自于银行渠道。我大胆估算，至少80%以上的家族信托客户属于银行渠道客户。该起案件暴露出未来潜在相关诉讼风险巨大。
在我看来，银行渠道客户设立的家族信托，需要注意的主要是以下两大风险：
第一大风险，就是前端理财经理的不专业。习惯于销售的客户经理，通常没法客观中立、完整全面的向客户阐述家族信托的本质属性与功能价值。更重要的是，为了达成销售绩效，他们可能会对客户进行误导销售。
银行渠道客户家族信托的第二大风险是，银行担任投资顾问，收取相对较高的投资顾问费用，并且还会在资产配置端进行一定的掌控，比如某些银行主要投向自己的理财产品。如果不能做到全市场资产配置，那么，将有违投顾的定位与角色。这将为客户挑战信托及相关方收费的合理性，提供可乘之机。
本文作者：杨祥，清华博士，民商法专家 原文标题：《被误读的家族信托 难解的三方利益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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